作者 马丁柯
2008年3月,西藏地区少数分裂主义分子和一小撮暴力犯罪分子响应海外西藏流亡政府的号召在西藏打砸抢烧、杀人,破坏了安定团结和社会和谐的局面。
一.西方媒体的恶劣表现
西方媒体置世界所有其他重大事件于不顾,纷纷以头版头条报道“中国政府对要求自由和独立的和平游行进行了的武力镇压”。西方媒体别有用心地以隐瞒事实、编造谎言、报道一面之词和张冠李戴的各种卑劣手段,极力煽动对中国的不满和仇恨,在此次事件中扮演了非常不光彩的角色。
看了2008年3月16日德国最大电视台“第二电视台”的晚间新闻,我们对西方媒体的“公正性”、“合法性”和新闻自由有了新的认识。
当天是星期日,德国第二电视台在10分钟的晚间新闻中用了3分50秒报道了达赖喇嘛抨击中国政府对“西藏的文化清洗”和拉萨街头的镜头。观众马上可以明眼看出,电视台并没有对事件本身作出深层次的追踪报道,而是利用达赖之口来作自己的评论,进行赤裸裸地反华和挑拨汉藏人民关系的煽动。
所有西方主要媒体都只报道了中国警察和军车的行动,而对少数犯罪分子打砸抢烧的画面都没有报道。西藏流亡政府辨称,犯罪分子是在警察镇压的情况下被逼迫打砸抢烧的。但西方旅游者的录像表明,这些犯罪分子是在没有警察在场的情况下打砸抢烧的。可以说,德国电视二台,“明镜”周刊等西方媒体是反华闹剧的急先锋和煽动人民仇华的得力帮凶。其他西方英语媒体与这两个反华急先锋别无二致。
二.西方媒体欺骗宣传的后果
今天的中国处于一个十分复杂、严峻而恶劣的国际环境。
一方面中国的崛起引起了西方发达国家政界、媒体和人们的恐慌;另一方面,西方国家加强了颠覆与己不同的社会制度的行动。而中国政府和人民对西方针对中国的思想意识形态斗争的紧迫性和严重性认识不足。在西藏暴力犯罪事件中,西方媒体编造谎言,极力煽动反华仇华,就是其意识形态斗争的需要和组成部分。
德国媒体“德意志之声”中文网页上有同情中国的德国读者提出了一个大家都知道、然而几乎没人去深思的现实现象:“在西藏问题上,西方人只相信西藏人,尤其是达赖喇嘛说的话,中国怎么说,也几乎没人相信。这个现实一直存在着,只是这次一下子变得特别明显,触目惊心了。对中国来说,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在西方媒体长期片面和不负责任的轮番宣传轰炸下,在他们利用此次事件再次对中国政府进行歪曲事实的全面攻击下,西方人民没有可能去核对事实的真相,都普遍相信媒体的宣传。在德国几大新闻媒体设置的民意调查上,绝大多数人都填写了“应该抵制北京奥运会”。
西方媒体的宣传规定了西方人民对中国的印象和看法。这种印象和看法是一边倒的、出自一个模式的。在国际政治、经济、文化、体育和卫生等各个领域,人们需要经常作出这样或那样的决策,比如国家、政府和企业的投资决策,企业任务外包的决策,国际组织的任命、人选和决议, 文化项目和体育比赛的举办等等。人们的最初印象往往会决定国际上和国家间决策的方向。在目前西方媒体的错误信息和人们偏听偏信情况下,国际各个领域的决策和形势定位非常不利于中国,中国政府和人民万万不能轻视或忽略西方媒体的作用,认为他们是在编造谎言而不去理睬,而是要立刻采取行动,努力扭转这种被动局面。
三.正确认识西藏暴力犯罪事件的原因及相应的对策
西藏少数坏人的闹事给中国政府和人民敲响了警钟。在现时严峻而恶劣的国际环境下,中国政府要保持头脑冷静,认真分析前因后果,采取相应的对策。
1.此次西藏暴力犯罪事件有着中国社会发展的内部原因。
这次在国际上影响巨大的西藏暴力犯罪,原因之一是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而逐渐宽
松的政治环境和逐渐发展的政治民主气氛。
随着经济的发展,政治民主的活跃是必然趋势。
但是,政治民主的健康发展需要几大要素:人民的物质生活基础;作为个体的人对自己所拥有的权利和对国家的义务有清醒的了解和正确的运用;国家法律制度的健全和执法水平的提高;民主和集中的透明度;人民受教育程度和民主意识水平等等。
而目前,这几大要素在中国都还不够完善或十分不够完善。因此,一些人民内部矛盾还不能得到令人满意地解决。比如,很多人都知道要维权,但似乎只知道自己的权利,而不了解自己对国家和社会的义务。重庆一个拒绝搬家、反对拆迁的“钉子户”只知道“维权”,在法院判决后仍然无动于衷。
其实,西方也常常有征地拆迁的事。但是,如果征地和被征地双方没有达成一致而法院作出了判决,那么双方必须执行法院判决。我们的人民似乎只知道西方的“民主”而不了解西方的“集中”。只要有人维权,政府的干部就害怕了,没有良好的对策,也不敢去镇压无理的“维权”。
目前国内很多抗议活动都有这样或那样的政府行政工作或守法执法方面的问题作为诱因。在目前情况下继续推进政治的民主化和宽松的政治环境还缺乏多方面的基础。
2.西藏少数坏人闹事是西方加强意识形态斗争的大环境的反映
长期以来,西方国家从来没有放弃颠覆不同的社会制度的企图和努力,一直采用着蛊惑、煽动和支持分裂主义的手段试图削弱和分裂中国。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日益强大,使中国政府忽略了对其颠覆努力的警惕,放松了对西方国家的防范。
为什么西方媒体视而不见,蛊惑造谣,难道他们没有懂汉语了解中国历史的人才?不是!西方政客纷纷接见达赖喇嘛,利用达赖喇嘛,是他们推行自身价值观和颠覆不同社会制度的一种表现。而达赖喇嘛也象台湾、香港和中国历史上的少数人一样都会挟洋人之力行压中国政府之实。
3.中国的少数民族政策需要及时调整
多年来,中国的经济政策为了适应急剧变化的形势和环境都进行了不断地调整。中国的政府干部也都比过去更加爱民亲民。但是,我们的民族政策是不是也应该进行调整了呢?我们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干部是不是经常深入下去倾听人们的呼声,关心人们的疾苦呢?
此次西藏暴力犯罪事件中,大多数打砸抢烧的坏人闹事不一定就表明了他们都要独立,而是对现时表示不满。其中有政府的工作还没有做到家的因素,政策还没有落实到实处,对少数民族的疾苦还关心不够。
另一方面,少数民族和汉民族要平等对待,不能优待了少数民族而亏待汉民族。
4.达赖喇嘛的作用不可忽视
西藏流亡政府在此次事件中与国内的暴力犯罪分子联系紧密,是挑起暴力犯罪的主因。不过,尽管达赖喇嘛投靠西方,借用西方的力量使西藏问题国际化并逼我就范,但我们千万不可忽视达赖在西藏仍然还有着影响。我们在解决西藏问题时不可能绕开达赖喇嘛。既然我们可以同极端的西方国家、反华分子和前台独分子坐下来对话,为什么不能在达赖喇嘛有生之年利用他的影响来为我服务呢?如果达赖过世,西藏问题并不是迎刃而解了。目前流亡海外的藏人特别是在海外长大的藏人长期接受西方的片面宣传,并不了解西藏的历史,并不了解中国的国情,他们 ― 特别是西藏青年大会 ― 的暴力倾向十分明显。如果他们内外勾结,制造事端,将十分消耗我们的人力物力,给中国的发展和经济建设造成相当大的麻烦。
5.中国的媒体政策急需改进
现有中文媒体和现有媒体政策是远远不够的。
虽然13亿中国人民在西藏暴力犯罪事件上坚决地站在中国政府一边,但是,西方媒体根本不愿意报道中国人民的态度。现有中文媒体在西方人民中没有任何影响。海外华人对周围西方朋友的政治影响十分有限。眼看西方媒体天天中伤,蛊惑,恶意煽动西方人民对中国的仇恨,身在海外的华侨华人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有力使不上。
中国政府自现在始,要认真分析西方媒体的市场、机制、结构、作用和影响。在自身政策上进行及时的调整。要加强和扩大中国英文,德文,法文,西班牙文媒体在海外的工作,支持海外现有爱国媒体加强当地语文工作,在海外建立新的媒体发行点和工作点。在一定的时间里建立和发展类似CNN 和 BBC 那样的全球化媒体。
6.学习西方国家教育和治国的经验
德国坚持强调少数民族必须要融入主体社会和主体文化。少数民族的孩子必须进幼儿园,必须学习德语。
中国民族自治地区的孩子必须开始学习汉语,了解中国历史和国情;为了尊重少数民族,在民族自治地区工作的汉族干部和在校学生也必须学习少数民族语言。
德国在重点地区推广法制教育, 在重点地区的学校进行法律法规教育。其教育的结果使学生们认识到了什么行为触犯了刑律。
中国应从小学四年级开始进行法律法规教育。四年级到初一初二的法制教育重点是刑法,治安条例,宪法、青少年保护法和国家法律体系知识的普及;初二以上进行经济法和公法国际法的普及。通过这样的教育,学生们认识到他人财产不可侵犯并学会尊重生命的价值,此外,什么行为是犯罪行为,应受到什么惩罚等等。
德国在火车站、机场、重要的公共场所和交通要道,甚至铁路公路交叉路口都安装了大量的监视摄像机。本意是监督控制交通,但两年前恐怖分子在德国的火车站制造爆炸事件未遂,火车站的监视摄像机在破案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
如果中国学习德国,在机场、火车站、重要公共场所和交通要道大量安装监视摄像机的话,那么它除了更好地控制交通,对防止犯罪、快速反应和尽快破案也会有极大的帮助。
德国允许在互联网上对犯罪分子和恐怖分子进行监督,对防止犯罪起着重大作用。
中国也应该对互联网和通信系统进行监督,防范暴力犯罪和恐怖主义。
7.建立国家安全顾问咨询小组
过去我们可以不顾国际环境,埋头搞自己的建设。现在,中国已经融入到国际环境之中。中国的一举一动对外部世界有着影响。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和国际形象并依照国际惯例和程序决策,有必要建立一个国家安全和民族政策咨询小组。
咨询小组的成员必须有长期在中国和西方国家生活的经历,熟知中国和西方的国情,熟练掌握中文和当地西方国家的语言,熟悉西方政治和媒体的心态,能够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咨询小组成员可以是华人华侨,也可以是外国人。
此次西藏暴力犯罪中让外国记者离开西藏是对外媒体政策的一个败笔。我们本来完全可以利用西方媒体来澄清事实的真相。结果这个败笔给在国际上维护自己的形象带来了更多的麻烦。如果中国政府能借用国家安全和民族政策咨询小组的帮助,那么我们在对外媒体工作方面就会有更多的主动权。
俗话说,吃一堑,长一智。西藏暴力犯罪事件使中国政府和人民经受了考验,也使我们更加成熟起来。